二十一世纪的前20年，是人类社会长足进步快速发展的两个十年。依我看来，快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二是体制机制对技术进步的快速适应。

技术进步有目共睹，我们都感受深刻。以能源与信息产业为例，太阳能光伏发电转化效率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成本下降了97%，使得发电端平价上网成为可能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太阳能已经是成本最低的发电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飞跃式的：数据收集、传输与储存能力的大幅提升，算力的突飞猛进和算法的进步使得人类社会从信息化步入了智能社会，移动通信从2000年的3G开始就派生出了许多新的应用，4G的各种应用软件，加上开始布局的5G技术，已经颠覆了许多行业的运营模式。

体制机制的快速适应使得技术进步很快能够变成生产力。在中国，电力体制改革释放了电源建设的巨大活力，彻底改变了之前经常拉闸限电的局面，并使得电力作为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在全国得到了普及。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使得中国在全球最大的光伏电池与风机制造商的基础上，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良性竞争加上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使中国快速成为手机用户数最多和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更使得像阿里和腾讯这样互联网高科技公司成为可能。

从全球角度看，最大的制度设计莫过于中国加入WTO，使得全球对创新技术最具吸纳能力的国家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与服务。这20年，中国GDP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按当年的汇率折算)达到今年的14万亿美元，期间不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资本与技术输入国成为输出国。

这期间，起码在特朗普三年前上台之前，中美两国虽有摩擦，但各取所需，求同存异，在反恐、气候变化、和应对经济危机等方面保持一致，相互配合，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中美共治（ChinAmerica）的概念。

二、今天全球面临的困境主要源自于体制机制对技术进步的不适应

这一切，特别是通过制度变革吸纳新技术所产生的红利，在2019年走到了尽头。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法国，还是在拉美新兴经济体如智利和哥伦比亚，甚至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都有一大批被全球化遗忘的群体，他们更无能力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会，因此在通过各种方式，或推选民粹主义领导人，或堵城罢工，或街头暴乱，所反映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对未来的深度焦虑。

特朗普政府在联合国系统的不断退群，所挑起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更广泛的对华围堵，加上中国必将采取的反制措施，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蒙受巨大的阴影，更使得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

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调整期，旧的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动能尚未到位，市场充满着不确定性。以能源产业为例，不论是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还是可再生能源或储能产业，没有一个行业的人能如从前一样，对自己的行业充满信心。传统能源的守成者担心很快被颠覆，而以新能源为主力的颠覆者却前述未有地缺乏必胜的信心。新旧技术并存、新老利益博弈和新旧体制交替是这些不确定性的根源。

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今天，我们也站在了迷雾重围的十字路口。如何解释人们心中的疑问？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逻辑，我认为仍然可以从技术和体制两个角度，透过现象看本质。

技术一直在进步，并且在加速进步，但相对于任何社会或企业社团，技术进步都是中性的，不偏不倚。而一个社会或一个企业能否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技术进步，并使之成为生产力，则是这个社会盛衰的关键要素。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但法国和德国都以开放的心态很快地接纳，很快成为工业强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源于美国，但日本则以开放的心态全面拥抱，也得以快速兴起。清朝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华民族错失了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使得我们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

技术进步使得铁道工人与电力职工的工作在今天没什么差别，100多年前法国给42个不同工种所制定的各具特色的退休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马克龙政府对这些不同的退休制度进行一统化改革合乎时代的潮流，但遇到了空前的反对。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逻辑似乎还在今天的法国继续推演。

国家制度对外部变革的隔绝或者内部制度对技术进步的不适应成为了当今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同理，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因为无法适应已经发生巨变的世界格局而面临各种困境。

三、未来10年憧憬与展望

未来10年，我对技术进步充满憧憬。工业革命以来，影响人类进程的4大领域（能源、材料、生物医学和信息技术）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最为迅猛。

信息本身的非物质属性，其传播的近零边际成本，加上数字技术的摩尔定律（微处理器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加一倍）和梅特卡夫定律（网络的价值同网络用户节点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使得信息技术成为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驱动人类进程的最大科技力量。这股力量还在加大。

基于互联网的社交软件、移动技术、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组合已经颠覆了零售、金融、交通、餐饮、住宿和旅游等诸多产业，推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企业和市场转型。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新兴的数字智能技术组合必将引领下一阶段变革，重塑各个行业。

能源不同于信息，无法实现零边际成本复制，更需物理连接和能量交割才能实现价值转让。能源设施构成了社会庞大的基础设施，有其刚性与惰性，无法在转眼瞬间实现升级换代。然而，我期待未来十年，能源技术在以下几个领域实现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储能领域，随着新材料的应用和技术的出现，我期待动力电池容量（即续航里程）在目前的基础上翻番，度电储放成本在目前的基础上降低50%。电力系统储能的度电成本在目前的基础上下降30%。

其次是氢能技术：氢能发展或许从化工副产氢（灰氢）的利用起步，逐步向可再生能源制氢的绿氢过渡。我期待常温液态储氢技术的成熟与推广，因为它大大降低了氢能的储运成本并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加油基础设施。最近报道的中科院甲醇燃料电池驱动的无人机技术令我振奋。甲醇可以通过非燃烧技术提供动力，为其他碳氢化合物也提供了非燃烧提供动力的技术路径。

热泵技术：我相信一般楼宇的冷热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冷热的时空搬运和低品位热能的高品位利用来得到满足，因此也期待着热泵技术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推广。

可再生能源技术：我期待现有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使得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在目前的基础上下降30%，风力发电成本下降20%。

节能技术：无论是在楼宇建筑还是在工业流程领域，我相信都存在巨大的节能空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多种技术的整合优化，我期待这些领域的能耗水分将逐步被挤掉，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中国单位GDP能耗在2020年的基础上还可以降低30%。

跨界融合：先进材料技术的应用将大幅度改善储能、太阳能等技术的性能。数字技术，包括区块链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将日趋成熟，创造出许多能源行业新业态。

以上是我的期待，并不是我的预测。

在这些期待中，我没有提及核电，特别是可控核聚变。大型托克马克装置如ITER即使在2030年前实现长期持续的净能量输出，其商业化运营亦因经济性问题而受到限制。小型模块化可控核聚变技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很难确定能否在2030年前实现商业化运营。

我也没有提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我相信能源转型需要时间，光是从量与规模的角度看，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很难在短期内代替化石能源。这些化石能源不会在2030年前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们对于未来10年的中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非燃烧利用，包括从燃料到原料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未来10年，环境和气候变化对能源发展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将更加强烈。

2018年8月，15岁的瑞典中学生GretaThunberg选择每周五不去上学，而在瑞典国会门口静坐，抗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花费足够的精力，由此发起了星期五为未来的学生运动。一年以后，这位16岁的小屁孩则以全球环保领袖的资格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019年11月14日，欧洲投资银行颁布新的能源领域贷款政策，决定从2021年开始停止包括传统天然气应用在内的所有化石能源项目的贷款工作。

这些都是风向标，预示着化石能源领域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气候变化压力，为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

如果我的上述2030期待得以实现或者超越，那么这些技术进步对于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可再生能源、储能、节能和氢能在数字技术的整合下，可以形成无数个围绕着客户需求的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终端能源供应网络，将颠覆目前的冷热气电供应格局。

目前的电力与天然气供应网络将成为备用而非首选，其商业模式亦将彻底改变。

动力电池性能的改善和成本下降，加上5G技术的应用，使得自动驾驶变成可能，进一步颠覆人类的出行与物流运输方式。

我因此对2030年的能源未来充满憧憬。即使2030年实现不了，2035或2040年也为时不晚，更何况这些时间节点都不是历史的终点。

与美国页岩气改变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相类似，2030年的这些技术进步亦将进一步改变这一全球格局。今后改变沙特命运的，可能不是与其争夺地区霸权的伊朗，而是全球对化石能源需求的大幅减少。

我憧憬未来10年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格局变化，但也担心能源的管理体制机制因无法适应而制约这些发展，如电力体制能否实现输配分开，并在在配电侧实现网销分离？能源行业冷热气电的行业竖井能否在消费侧得到整合而实现整体优化？工业与建筑领域巨大的节能潜力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得到全面开发？

技术进步永远处于进行时，而将技术进步转变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则是决定国家盛衰和企业兴落的关键。在技术革命时代，成功国家的共性包括能够充分吸纳技术革命成果的开放型制度和文化。对于不再适应的体制机制，要勇于改革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成功者的共性在于及时调整内部组织结构来拥抱技术革命，并在外围打造共赢生态。

未来十年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期，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技术的引领，更需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及时调整，把革命的成果转变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生产力。